早期來登州和山東基督新教傳教士蹤跡

　　2006年初夏，應邀陪離休老干部梁自潔先生到家鄉蓬萊參加《蓬萊文史通覽》編撰研討會。會議期間，市委書記劉樹琪、市政協主席湯萬興同志詳細介紹了關于蓬萊市委、市政府“文化立市”的戰略規劃，深感家鄉領導和政府造福桑梓情懷殷切，志向高遠，備受激勵。為落實“文化立市”戰略規劃而成立的蓬萊市歷史文化研究會秘書長蔡玉臻同志，向與會者介紹了編撰《蓬萊文史通覽》的具體編寫計劃，征求與會者意見。筆者由于在家鄉人看來是在外面的所謂讀書人，受托搜集有關近代來華西方傳教士在蓬萊活動的資料。

　　作為在學界混飯吃的蓬萊人，能為家鄉的發展盡點力，當然是件高興的事。然而，回濟南后經過一番搜尋，才知道要完成這點任務也殊非易事。如所周知，由于種種歷史原因，關于來華傳教士活動的中文資料已十分難覓，自己雖然過去接觸過一點英文資料，算是了解一些這方面情況的，但要證明有些模糊的說法，不啻瞎子摸象。不過，事情再難辦，身為蓬萊人，雖然離開蓬萊已三十余年，但骨子里那種鄉土情愫、蓬萊人那種一諾千金的秉性，終于令我坐臥難安。于是，跑圖書館，找外地朋友幫忙，終于查找到了些許有價值的資料，趁假期夜以繼日地讀了下來。誰知這一讀不要緊，越讀越是欲罷不能，原來久藏心中的一些模糊想法逐漸明晰起來：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中國第一所聾啞人學校、中國北方第一個基督新教教會、中國北方第一所女子學校，竟然都建在登州即今天的蓬萊；現代音樂、阿拉伯數字在近代中國的推廣應用，始于蓬萊；作為近代中國出口貿易大宗的花邊和美國花生，也是最先在蓬萊登陸中國的！當然，關于這些，學界有所爭議，尚需花力氣慢慢證明，這里不想也無力去證明和說明--盡管在我心里已無需證明了。

　　在閱讀所搜尋到的資料過程中，很多時候心緒久久難以平靜，每每掩卷喟然興嘆。讀到的資料有些由于版權的原因，盡管對了解近代蓬萊的諸多問題有著難以言喻的價值，現在還不能以中文與讀者見面，如美國學者小海亞特先生的《圣使榮哀錄--十九世紀山東東部的三個美國傳教士》(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講的就是近代登州的三個美國來華傳教士高第丕、狄考文、慕拉弟的生平和事業。而有些則是晚清和民國中期以前傳教士們或其他外人機構或個人在中國留下的第一手文字資料，如法思遠主編、上海廣學會1912年出版的《中國的圣省山東》(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自1910年起至1939年止每年一本由上海廣學會出版的《中國差會年鑒》(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以及一些外人或外人所辦機構編寫出版的地方史志資料，則沒有這個問題。因此，筆者最初計劃盡量蒐集其中關于近代在蓬萊活動的傳教士的材料，但一路讀下來，兩個原因迫使筆者無法做到這一點。其一是在近代早期，登州和煙臺是來山東的外國傳教士的最初落腳點，也是早期外國基督新教差會的中心地，他們是以這兩個地方為據點和大本營，向山東全省發展的，早期許多傳教士都是先至登州或煙臺，或者兩地兼顧。直至19世紀70-80年代，這種情況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像后來著名的基督新教重要基地的濰縣、青州、濟南的開創者們，最初大多都是在登州或煙臺學習漢語、學習在中國人中布道的。其二是有些傳教士的事跡吸引著我非讀下去不可，使我對過去關于傳教士的一些模式化的評價產生懷疑，對照現實中的一些人們激烈爭論的問題，不由不生出莫名的感嘆和聯想。于是，打亂了最初的計劃，硬著頭皮把辛亥革命前來山東的所有基督新教差會及重要傳教士的個人小傳通讀下來，又檢出若干辛亥革命后有山東特色以及重點城市的基督新教資料，一并迻譯成中文，與過去曾翻譯在臺灣地區發表的資料一起，匯集成了這本小冊子，以期對辛亥革命前后中西文化沖撞融會軌跡變化有所比較，為有志于近代中外關系史和地方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可靠資料。因為，這些英文資料現在畢竟也已經不可多見了。

　　迻譯出的這些資料基本上每個條目都單獨成篇，許多條目又相互聯系，具體內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個條目原作者所述正文前，譯者都根據自己的理解加了按語，并就個人所知指出了值得注意或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和線索。至于作何評價，恐怕是要在通讀資料的基礎上，從自己的理解和知識背景出發做出答案了。這里想就筆者在翻譯這些資料過程中的某些片斷想法，談幾點不成熟的個人意見，拋磚引玉，求證大方之家。

　　一、似應從更廣闊的背景上考察近代來華基督新教傳教士

　　毋庸諱言，長期以來，學術界曾經把近代外國來華傳教士籠統地定性為“文化侵略者”，把它們傳播的西方文化視為“以奴化思想為核心的帝國主義文化”(李時岳：《李提摩太》，引言，第3頁，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這種認識至今在學術界依然很有市場。誠然，中華民族在近代飽受資本帝國主義欺辱，對于以西方列強堅船利炮開路蜂擁而至的西洋傳教士，本能地產生抵觸和反對情緒，自在情理之中。然而，對近代來華傳教士群體和個體的來華動機、所作所為，如果做一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時，便會感到僅僅把他們放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這一背景上考察，似不足以說明問題的全部。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歷史上曾長期名冠世界文明史前列。自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后，西方資產階級受資本擴張本性的驅使，攜商品和資本的重炮，要“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于是，“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封閉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5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華文化遇到了亙古未有的挑戰。

　　然而，自明以降，中華文化早已失去了漢、唐風采和博大胸襟。鴉片戰爭前，中國這個老大帝國早已遠遠落后于西方，但封建統治階級依然老大自居，對日新月異的外部世界茫昧無知，日益走向自我封閉的怪圈，不加分析地排拒任何外來新事物。對鴉片戰爭后卷土重來的基督教，封建統治階級當然視為蠱惑人心的異端邪說，極端頑固保守的封建士大夫，站在維護封建傳統文化的立場上，不惜制造外國傳教士辦醫院、育嬰堂是為了挖取小孩的眼球制藥的謠言，極力鼓動民眾反教。即使是能夠睜眼看世界的開明人士，雖然認識到了釋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穌也是與中國的孔子、老子一樣，“奉天道以立教”，“其教不同，至于清心寡欲、端身淑世，忠信好善而不殺，則一矣”(姚瑩：《康輏紀行》，卷七，第22、23頁)，認為盡管耶穌教目的是要“訓俗勸善”，“原無所謂非”，“其用意亦無惡于天下”，但西方人“必欲(在中國)傳其教，則亦未免多事”(徐繼畬：《瀛寰志略》卷三，第40-41頁；卷六，第39頁)。這說明，早在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近代開明之士已經在某種意義上承認了基督教與孔孟之教并無本質區別和優劣，要比我們在建國后學術受某種意識所左右，把傳播基督教說成是奴化中國人民要高明不少，盡管他們也沒有認識到此時的基督教傳教士要在中國傳播的不僅僅是“訓俗勸善”的基督教義，更要傳播適應世界發展大勢的西方近代文明。

　　這里結集的資料主要是關于基督新教的，筆者在翻譯這些資料的過程中，結合查閱其他史料，逐步了解到以下幾個事實，覺得如果不從更廣闊的背景上考察近代外國來華基督新教傳教士，有些事情就說不清楚，也不合邏輯。

　　首先，近代基督新教傳教士并非是受各國政府派遣來華的，而是受各自所在的教會組織派遣而來，政府與教會很多時候在對來華傳教問題上的意見很不一致。相對說來，傳教士們傳教的信念和決心更為堅定，即使得不到政府支持、一定時期得不到本國教會支持，也千方百計、堅定不移地堅持在華傳教。如美國早期來華的傳教士，無論南方和北方的，由于其國內發生南北戰爭，教會也無力支持這些出國的傳教士，南方政府還對傳教士有一種本能的排拒，在海上見到出國傳教士就攔截押回。北方的傳教士雖沒有政府阻難，也有在海上遇到南方艦船被逮捕押回，以及北方政府要求他們服兵役的問題。為了到中國傳教，無論北方還是南方的傳教士，意志堅定者都克服了種種似乎難以克服的困難，毅然設法來到了中國。還有一些傳教士終生在中國傳教，最后葬身中華大地，非但不是受其政府派遣，甚至與本國教會也沒有關系。如：英國傳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原本是英國中國宣教會(The China Evangelical Society)教士，1854年即來華在上海、汕頭、寧波等地傳教。1860年回國休假期間，組創了無宗派的國際性基督教傳教團體--中國內地會，該會許多成員即是非英國國籍；原內地會傳教士馬茂蘭夫婦(James McMullan)，因故脫離內地會自食其力，白手起家創“工藝會”(Industrial Mis-sion)和“馬茂蘭公司”，傳教、辦學、搞實業，為近代膠東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本為英國浸禮會傳教士，因與本國教會總部在傳教方式上意見相左，遂離開浸禮會獨立活動，傳教、著書立說，宣傳西方各國變革史和社會政治經濟思想，鼓動中國變法；著名德國傳教士、漢學家花之安(Ernst Faber)，一度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也脫離母會獨立活動……。那么，這些人到底是受什么驅使、為什么要來中國？僅僅是像我們過去所說的為了奴化中國人民、為了進行文化侵略嗎？

　　其次，一些傳教士往往是一家幾個人都來華傳教，且父子兄弟相繼，似乎有著家庭傳統。一般早期來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都是夫婦相隨，這自不待說。許多傳教士還父子兄弟姐妹相繼，如：創辦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的狄考文妻妹、四弟夫婦均先后奔赴登州，妻妹協助經管文會館備齋，四弟狄樂播(Robert.M.Mateer)則在登州學習兩年漢語之后，于1883年至濰縣仿照文會館模式創辦格致院和文華館，1884年主持建成集傳教、醫療、教學功能于一身的綜合教會機構樂道院；美國南浸信會女傳教士慕拉弟(Moon)姐妹于1872、1873年先來山東，妹妹大約5-6年后因健康原因回國，她則在登州、平度等地傳教一生，終身未嫁；曾繼狄考文擔任登州文會館館主、后任齊魯大學神學院院長的赫士，不僅自己在中國奮斗了一生，其子赫約翰(John D. Hayes)生于山東，回美國讀完大學后又返回中國傳教；終生在登州傳教并把美國大花生傳至膠東一帶、為近代山東花生出口業做出貢獻的梅理士，夫人去世后又找來繼室夫人創辦了中國第一所聾啞人學校，繼室夫人在梅理士去世后克服種種困難，不但自己堅持終生獻身中國聾啞人教育事業，而且把自己的外甥女卡特(Anita E. Carter，中文名字葛愛德)小姐招來一道工作�？ㄌ匦〗�1906年來華，直至1938年日本人占領煙臺沒收了聾啞學校才返回美國，終身未嫁，把全部的愛都獻給了中國聾啞兒童；英國人英約翰(John Innocent)本人在中國工作了37年，晚年想再回來因身體條件不允許而作罷，他的兩個兒子和兒媳婦，也都先后來山東傳教……。這些人還有其他許多傳教士，舍棄在本國優越的工作和良好的發展前途，義無反顧地到中國來傳教、辦學、興辦醫療衛生事業、救災，甚至不領差會薪水并把個人的積蓄全部貢獻出來，全身心地投入到傳教事業中來，難道僅僅是為了進行文化侵略、奴化中國人民？

　　再次，從傳教士們辦學的結果看，似乎培養出了改造舊中國的新生力量，總體上不能說是培養了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的人才。像聾啞學校就不必說了，以登州文會館為例，事情也是很清楚的。狄考文夫婦創辦登州文會館之初，就抱定宗旨是為中國培養人才，將來造福中國，因此文會館不專門教授英語(當然這也是文會館的劣勢)，除很少的神學課程外，三分之一時間講授四書五經和中國史鑒，其余大部分時間教授現代自然科學和西方政治經濟學說。自1882年正式改為大學后，至清末民初培養了數百名高級專門人才。早在1898年清政府維新改革，創辦京師大學堂時，就曾授權時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的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字冠西)選任教師，丁韙良選了8名登州文會館的畢業生擔任數、理、化各科教習，一人擔任漢文教習，足見文會館之教育質量。義和團運動后，清政府吸取教訓，開始大規模學習西方，推行全方位社會改革，廢除科舉、興辦現代教育即是其中重要內容。1901年，山東巡撫袁世凱率先創辦的中國省級第一所現代大學--山東大學堂，即是由當時文會館館長赫士(狄考文1890始出任圣經翻譯委員會主席，館長即監督一職由赫士接任)率領文會館美籍教習4人、早期畢業生教習9人、新畢業生8人、漢文教習2人，按照登州文會館的模式僅用一個月時間創辦起來的。結果，慈禧頒發詔令，命各省立即仿照山東舉辦新式學堂。一時間，文會館學生供不應求，“領有畢業憑照效力于教界學界者以三百數，蹤跡所至，遍十六行省”(王元德、劉玉峰：《文會館志》，第4頁，廣文學校印刷所，1913年刊行，參見該書所附“同學齒錄”)。由此觀之，文會館毫無疑義為清末民初中國現代教育體制的建立，做出了莫大貢獻。更為重要的是，文會館培養的學生大都支持維新變法，改造舊中國(也有少數鼓吹革命，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國)，憧憬中國盡快富強，規復漢唐舊觀。關于具體事例，這里不及一一舉例說明，僅以文會館傳唱的一首校歌為例即可見一斑。文會館自編和改造民歌而成的校歌數十首，其中一首《恢復志》極具典型意義。這首歌的歌詞很長，從“天創中華幾千年，教化禮儀獨占先”起始，歷數中國文物薈萃、人杰地靈，“兩半球上稱勝地，英法德俄皆垂涎”；為近代封建統治者不思進取、頑固保守招致西方列強欺凌，大好河山淪喪而痛心疾首；呼吁“培天道以清本源，振實學另換地天”，要萬眾齊心協力，“整軍經武不惜命，致君澤民不愛錢”，一掃前恥，收復失地，進而稱雄世界：“遠臣安南古印度，東海琉球與臺灣。南面而立朝列國，端拱垂裳都北燕”！除卻歌中一些今天看來不應有的傳統宗蕃體系思想、依靠基督救世的宗教觀念外，愛國、救國、強國思想溢于言表。此外，還有許多傳教士尊重中國文化，甚至尊崇孔子，參加為復興儒學而建立的各種組織，面對民國初年儒學日趨式微的局面，公開撰文表示希望中外人士設法“如何保留其精華，以便使一個偉大民族在不下3000年時間里所尊崇的儒家學說留存于世”……。這些事實使筆者覺得很難簡單地把來華傳教士都看作是在進行文化侵略、奴化中國人民。

　　最后，事實上，許多早期來山東的基督新教傳教士由于種種原因，很多時候缺乏甚至斷絕了差會工作所需經費，他們根本不是受誰的指使，而是在為自己的信仰而奮斗。例如，建立中國北方第一個基督新教教會組織的海雅西，在國內差會本部因內戰斷絕了經費資助的情況下，為了維持差會的運轉，自己到上海打短工，以他本人的能力和知識結構，他完全可以在上海生活得很好，但他時時不忘回登州工作，為此從不敢找一份長工，期待一旦經費到來就脫身做本行布道。又如梅理士的繼室夫人在梅理士去世后，聾啞學校經費無著，她一方面把丈夫的撫恤金獻給了學校，同時回美國到處做工作尋求支持中國聾啞人教育事業，結果是得到了幾十所聾啞學校里的聾啞兒童的捐獻，以及大量私人捐助。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因故與差會決裂，獨立傳教，作各種文字工作賺取薪水支持自己的布道工作。……凡此種種，都很難說明近代來華傳教士都是資本帝國主義侵華的急先鋒、先遣隊，他們來華就是為了侵略和奴化中國人民。像上述狄考文夫婦一生未育，把一些貧苦無錢讀書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費盡心機培養出了一批充滿愛國激情的熱血青年，傳教士們都認為他們的工作很成功，不斷地設法擴大辦學規模，這種情形顯然不能用為了奴化中國人民一句話來詮釋。所以，我們似不應該把傳教士與侵略者劃等號。其實大家都清楚，近代日本沒有傳教士來華，但恰恰是它對中國實行了最瘋狂的侵略和最野蠻的掠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東方的擴張活動，有些已成定論，毫無疑問就是侵略，而有些活動則應劃入不可避免的資本擴張行列，對此還需要我們從理論和事實上加以區分。事實上，人類歷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后，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擴張就是不可避免的，時至今日，資本不但沒有停止其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反而以更大規模、更快的速度在進行擴張。毋庸諱言，任何一個國家，舍此就意味著在激烈的競爭中被擊敗。問題的關鍵，恐怕是我們應該將資本的擴張劃分為和平的互利性擴張和強力的侵略性擴張兩種形式，我們反對和譴責的是強力的侵略性擴張；對和平的互利性擴張，不應該像封建統治階級保守派那樣一概持反對態度，而是要細加區分，積極應對，以高昂的熱情投身于和平互利性擴張活動，這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也是發展自己的必由之路。以這種觀點觀察歷史，也就不會總是把傳教士與侵略者劃等號了，不會把傳教士的所有活動都看成是在奴化中國人民了。同時，也才能正確對待當前改革開放、走向世界，建立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國策。

　　正是由于在翻譯資料的過程中產生的類似上述的一些疑問、不解和思考，所以筆者覺得有必要從更廣闊的背景上考察近代來華傳教士。比如資本的不可避免的世界性擴張趨勢以及與此相伴的強勢文化擴張、19世紀的宗教復興運動、基督教不同教派的各種宗教思潮等，都是應予考慮的因素，而研究傳教士，尤其不能舍棄宗教學本身而單從政治學入手。在當時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政教早經分離了，有的國家還在憲法中規定了宗教不能干預政治。因而，只有廣泛結合各方面的因素進行考察，才能對他們在近代中國來華傳教的動機、目的，進而對他們的事業實事求是地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

　　二、如何實現人生價值和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

　　這個題目太大了，原不是像筆者這樣的學人所該觸及的。然而，在翻譯近代早期來山東的基督新教傳教士有關資料的過程中，有些內容每每令我擱筆三嘆，以致譯畢心情也還久久不能平靜，忍不住要在這個題目下啰嗦點權當腐儒之言。

　　直白地說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的社會面貌已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進步，人民生活有了極大提高，國際聲譽日隆。目前執政黨和政府提出了更宏偉的發展目標，制定了更加科學的發展規劃，全國人民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奮力拼搏，爭取早日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但在這大好形勢的另一面，貧富差距懸殊、很多人的道德精神層面隨著經濟發展出現嚴重滑坡，青少年似乎尤為突出，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迷失自我，不知道如何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近些年來，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日益凸現，適齡就學的廣大青少年中已經出現厭學傾向。與此同時，國家雖提出了西部開發計劃，也已經出臺了不少相關政策，但不要說中國西部何時能趕上來是未知數，即使山東西部要想趕上山東東部，也不知道是什么時候的事情。如果這種局面不改觀，要實現全民共同富裕，結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了。那么，這些問題的根源在哪里？

　　實際上，要實現全國人民共同富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事實上必須首先實現中國全面現代化才有可能，否則，只能是空談。而要實現中國全面現代化，首先要有現代化的人，沒有現代化的人，要實現社會的現代化，也不啻白日說夢。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中國還有很多地方尤其是西部地區，許多人很難享有接受現代教育的權利。這主要是因為歷史的原因，那些地方還比較貧窮、交通不便，合格的教師極其匱乏。一些到西部支教的大學畢業生或研究生對此有著深切的感受，不少人也為當地的孩子們渴望學習的熱情所感動，但卻幾乎沒有人決心留在貧困地區一輩子為那里的現代教育做出貢獻。即便是像山東這樣的沿海省份，魯西南和魯西北有些地區的教育也還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人們都知道現在大學生就業難，可同樣的問題是需要大學生的地方要想留住一個大學生也很難，甚至更難。大學生們之所以不愿意到那些地方去，是因為那里經濟落后、交通不便，尤其是覺得缺乏個人發展的人文空間，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習慣了五光十色、充滿誘惑的城市生活，不愿意到偏僻、貧窮的鄉村和落后地區工作，本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但是，問題是明擺著的：沒有落后地區的迅速進步，就不可能有中國社會的全面現代化，而不提高落后地區的教育水平，以及沒有具備建設現代化的人才，落后地區就只能永遠是落后地區。至于如何實現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所謂人生價值，又如何界定所謂的人生價值，實在是一個非筆者所能解的哲學和政治難題。這里只想簡單談談我在閱讀和翻譯過程中所了解的早期來山東的西方傳教士們的一些情況，看看他們是怎樣對待人生價值和如何實現人生價值的，或許對今天的人們有些許啟發，也未可知。

　　首先必須說明一點，我們今天談西部開發，講全民共同富裕，是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近代來華的傳教士們則是要傳布所謂基督福音和上帝之愛，性質是完全不同的，但有些精神或許是可以借鑒的。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否則無論做什么都將一事無成。

　　近代早期來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一般都是青少年時期樹立了堅定的到國外去傳布基督福音的志向，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志向，大都要克服重重困難，或拒絕種種美好的誘惑，其目的簡單得很，那就是要實現他們認定的人生價值--將基督福音傳遍人世間每個角落，拯救異教徒榮歸上帝。

　　例如：著名傳教士郭顯德(Hunter Cor-bett)自幼生長在具有濃郁宗教氣氛的家庭環境中，他的父母“虔誠、明智、勤懇”，一生抱定“工作、勤奮、熱情、事主”的八字箴言，努力訓練孩子不屈奮斗的精神和堅強的忍受力，誠摯地期望在“主的教養和訓誡”中訓練他們的子女，要“使孩子們具有自立于社會的能力”。當他大學畢業、確立赴國外傳教的志向時，正值美國內戰爆發，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不惜花重金找人代替他服兵役，于南北戰爭方酣之際毅然來到中國。

　　又如：創辦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的狄考文，為了實現自己到國外傳教的理想，不顧父親的反對，自己打工掙學費不斷深造，積累知識。以優異成績大學畢業后一度教書為業，“發展順利，很容易賺到錢“，但他“覺得上帝在召喚”他“去傳播福音”，于是在母親的支持下，賣掉了他已經辦得很紅火的學校，又到神學院讀了兩年書。神學院讀書期間，利用假期義務傳教。神學院畢業后，在選擇為林肯的北方軍隊戰斗還是踐行自己的志向時，義無反顧地奔赴中國(參見小海亞特前揭書，第140-144頁)。

　　再如：曾經是英格蘭一名成功商人的英國傳教士仲均安(A. G. Jones)，“為了獻身在中國的傳教工作放棄了在世俗眼光看來輝煌的前途，以自己特殊的才能投身于繁重的苦差使”；一生不領薪水義務傳教的英國圣公會傳教士林披基，堅持“不僅要在話語和形式上奉獻自己”，而且要在“工作的所有方面，尋求上帝的旨意，懷著誠摯、唯一的心為實現上帝的旨意而奮斗”，“拒絕了美好的商業前途”，先在國內傳教，后于37歲時來中國工作終老，并將一生所有積蓄都獻給了差會在煙臺興辦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

　　……

　　如果說青年時期好沖動，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一時心血來潮，來了中國，那時他們還不了解中國的生活條件和環境，這些傳教士做出的選擇還不能令我們產生某些感想的話，那么他們來到中國之后所走的路，就足以引起我們的深思乃至震撼了。

　　早期來山東的基督新教傳教士踏上山東土地之時，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末期或戰爭結束不久，因遭受侵略而產生的強烈民族情緒和排外心理彌漫大江南北、黃河上下每一個角落，自是很正常的事情。由于長期的閉關鎖國，那時外國人在北方中國民眾眼中沒有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荷蘭人的分別，凡是高鼻深目白皮膚的外國人都一概稱之為“外國鬼子”，而剛剛踏上山東大地的外國傳教士絕大部分都還不懂漢語，因此，初來乍到而且是不請自來的“外國鬼子”所面臨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歷來胸襟寬厚的山東人，特別是膠東人，雖然沒有給這些“外國鬼子”好臉色看，但普通民眾似乎也知道政府已經議和了，并沒有以怨抱怨，武力相向。盡管士紳們在第二次鴉片戰后十余年間一直在不斷鼓動把“外國鬼子”趕出去，不時召開會議、張貼揭帖號召設法對付這些“外國鬼子”，也有一些社會下層為生活所迫或為利所誘做過搶劫、武力威脅這些“外國鬼子”的過激行為，整個社會還是給這些人留下了生存空間，所以，早期來山東的外國傳教士能夠落戶山東并逐漸打開局面，以至和當地人民結下某種情誼，并非完全是上帝的力量，實在是與膠東人民的博大胸懷有關，這是首先必須說明的。

　　除了相對寬松的外部環境，我們拋開意識形態的爭論，早期來山東的基督新教傳教士們自身堅定的信仰、頑強的毅力、百折不撓的斗志和以苦為樂的獻身精神，可以說是他們在這里安家落戶并逐漸開展卓有成效工作的決定性因素。

　　早期來山東的基督新教傳教士大都是轉道上�；驅幉�，首先在登州或煙臺登陸。除個別例外，他們不通漢語，不懂當地民情風俗，在當時中外關系情況下，最初根本找不到落腳之地。為了能住下來，他們有的冬季在船上呆數月之久，有的先躲在無人理會的僻靜處的廢棄船只上。在能夠登岸之后，有的租住在低劣的小旅館，有的三個家庭擠在一座破廟里，稍后有的才能夠設法租到當時中國人認為是“鬧鬼”的偏僻茅屋居住。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大都在一兩年的時間里粗通了漢語，同時開始創辦學校，為當地人治病，到各地做長途布道旅行。這種旅行從一開始就每年兩次，每次三個月左右時間，走哪吃哪、住哪，很多時候過著像乞丐一樣的生活。但就是這樣，他們除了個別因健康原因暫時或永久離開了中國以外，大多數傳教士都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下來，并樂此不疲。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倪維思，在臨去世前還在準備長途旅行布道(準備工作很繁重，要印刷布道書刊，準備路上所需生活必備品、驢騾等馱書籍用品的牲畜等)，結果未及出門盍然長逝。

　　早期在登州或煙臺登陸的基督新教傳教士，登陸不久有的即被捻軍殺掉了，有的被流行病奪去了生命�；钕聛淼脑谑�分艱難的情況下，都樂觀地工作著。像梅理士、倪維思、郭顯德、狄考文這些人，應該說克服了在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困難。他們一般在來中國后十多年才回國休假一次，有些人因為氣候或其他原因生病了，在醫生建議回國治療，甚至做出不適合再做國外傳教士結論的情況下，依然堅持留下來，并按例每年春秋兩季數月時間外出做長途旅行布道工作。這些人數年間即走遍了西至濟南的所有山東城鎮和鄉村，有時一天要跨過幾十道溪流(那時溪水比現在多得多，一般小山村前都有小溪，這種情況直至上個世紀70年代才逐漸發生了顯著變化)，遇到有集市的地方就停下來，操著并不流利的漢語講道、散發布道小冊子，最初往往是遭人嘲笑、謾罵、扔石頭，于是只好收拾行裝繼續前行。郭顯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忍受著在從美國來華漫長的海上旅途中患上的慢性腹瀉病的折磨，堅持20年，不但打開了局面，同時也治好了醫生們看來在中國做這種工作不可能治好的慢性腹瀉病。有著近乎苛刻的衛生、整潔習慣的倪維思，在每年春秋兩季數月之久的旅行布道期間，沒有抱怨條件的惡劣，相反養成了適應在比現在有些民工還惡劣的生活環境下生活的習慣，能夠在住農家茅舍、吃對他來說十分粗糙的中國農家飯、甚至與牲口為伍的環境中，過得很愉快、很健康，十分適應。他在寫給母親的信中說：“我想我已經適應這種工作了。我可以靠吃中國飯生活，而且很健康，這種粗放的生活對我特別合適。有些工作我越來越適應，其中有些我認為我可以做得更好。巡回布道，我可以一天步行10英里至40英里甚至更多的路。我能夠在一間充滿吸食煙草、廚房油煙味道的屋子里，吃下每一頓粗糙的晚餐，我能夠在沒有門窗十分嘈雜的棚子里，在一群中國男人不停地開門關門充滿灰塵垃圾的屋子里，在20頭驢子和騾子整夜不停地叫喚撕咬的情況下，睡得很香甜。結果，回家之后的安靜環境對我來說反而如此奇怪，以至于我好多天以后才能夠適應”。這種情形說來輕松，期間對信仰和意志的考驗，所經歷的種種艱難，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確切知道。

　　當時的傳教士并非是其所屬教會要求他們一定要到農村去，或一定要到某個地方去，到艱苦和難以開展工作的地方去是他們自己自覺的選擇。如美國北長老會牧師文壁(Jasper Scudder McIlvaine)一開始在北京，經過一年半時間的漢語學習，他覺得自己有了傳教資格，遂決定到北京以外的地方，經長途跋涉考察，于1871年來到濟南，一切按照當地人的習俗生活，到鄉村散發宗教書籍、布道，結果由于與原來生活習慣等反差太大而患病。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在濟南、濟寧和北京間廣大地區活動，勉力履行在他看來是神圣的職責，最終于1881年在濟南病重身亡，年僅37歲。彌留之際已不能講話，他覺得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十分清醒地用鉛筆寫道：“我主基督，我相信您的允諾，您接受了我的靈魂。”又如，本來奉差會之命于1871年到登州工作的隋斐士(J. Fisher Crossette)夫婦，工作了一段時間后意識到登州布道站已有足夠的傳教士，隨即離開登州，到濟南和濟寧間的廣大農村開展工作。1878年負責濟南周圍的賑災，由于人手太少、過度疲勞，患上了近似斑疹傷寒的饑荒熱病(Famine Fever)，久治不愈，直到從煙臺來的一位醫生到濟南后，才基本得到了有效治療，但從此留下后遺癥，長期遭受著神經衰弱的折磨，到去世也沒有完全恢復。即便如此，他也沒有退縮，而是“不停頓地為中國赤貧的人們工作”，“一直在設法試圖幫助那些遭受苦難的中國人，忘我地全身心為他們著想”。為此，他“似乎不能夠為自己留下一分錢，事實上他把自己亟需買必需品的錢都散掉了”。人們認為他的確“熱愛中國人，中國人也了解這一點”。一位最后一次請他吃飯的中國教師告訴人們，隋斐士面對較豐盛的飯菜說“他不能在成千累萬的中國人吃糠咽菜時吃好的”。……

　　我想不用再列舉了，上述這些足以令我們今天一些在選擇人生之路時怨天尤人的天之驕子們汗顏了。因為，近代早期來山東的基督新教傳教士們以苦為樂的獻身精神，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礎上，他們是堅信自己為上帝獻身，為傳布基督福音獻身，死后升入天堂，是榮歸上帝，在我們唯物主義者看來都是虛無縹緲的；而今天的天之驕子從小接受的是共產主義理想教育，據說是承擔著振興民族國家進而為普天下受苦人謀幸福的重任。對比一下，想想廣大西部地區急切需要教師和各方面的人才，同時很多人又滯留于大城市為找不到工作苦惱煩悶，我們還能說些什么呢？

　　三、應該怎樣對待外語學習

　　上面談到，早期來山東的基督新教傳教士大都在一兩年內初通漢語，開始在城鎮街區和鄉村集市布道，開展各項與傳教有關的工作。其中有的人半年即初步掌握了漢語，開始外出布道，有些人后來成了著名的漢學專家，享譽世界。事實上，漢語是比一般我們現在所學習的外語難得多，尤其是古漢語，在外人看來根本沒有規律可循。有不少傳教士為了盡快學會漢語，廢寢忘食，以致疾病纏身。因學習語言過勞而病倒的傳教士大不乏人，有的人因此影響了壽命，有的人經過回國調養，好了之后又返回中國。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和動力很簡單，那就是為了傳布基督福音，把上帝之愛帶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如果用我們的話來說，也可以認為是為了實現他們的理想和人生價值。

　　反觀今天我們的外語學習現狀，不由不產生諸多感慨。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國家除了外語專業根據需要學習其他語種的外語以外，其他普通高等院校的普通系科學生幾乎一律學習俄語，因為那時前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改革開放以后，這種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全國中小學生一律改學英語，大學也是除了外語專業還有俄語或其他語種專業學習外，其他所有大學生幾乎全部改學英語，甚至一時間全國上下從幼兒園的孩子到一些耆年老人都在學習英語。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人要跨入世界先進國家行列急切心情的一種反映，因為英語說白了是一種強勢文化，它是歷史形成的，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事實。

　　然而，時過境遷，今天雖然全國學生學英語的教育體制未變，很多人學習英語的熱情未減，但無可否認已經出現了許多很不和諧的聲音和現象。首先是多年的實踐表明，由于多種原因所致，我們的大學生嚴格說大多數人的英語沒有達到能用的程度，一些人甚至應付各種考試都不得不通過弄虛作假過關。這種說法絕不是危言聳聽，不要說一般的大學畢業生英語水平到底如何，只要看看現在高等學校的教師的平均英語水平，問題就很清楚了，高校里和社會上那些各種各樣的職稱英語資格考試，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其次，正是由于嚴酷的現實所促成，社會上各種取消英語考試、反對學習英語的聲音一度鋪天蓋地，甚至迫使某些高校取消了大學英語四級考試成績與畢業文憑掛鉤的規定。

　　面對現實，修正某些學習方法和制度，不值得奇怪，這是一切事物發展的正�，F象。但是，有人打著反對文化侵略的旗號反對英語學習，抱著一種狹隘民族主義情緒要求英語世界學習漢語的呼聲，把學習英語看成是矮化中華文化、有損民族尊嚴的認識，卻是十分危險的。

　　英語作為強勢文化是歷史形成的，我們要建設現代化，盡快全面實現現代化，不能不借助于世界先進的成功經驗，不能不借助于世界上已經研究出的先進成果，不能不進行中外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中國廣大科技人員如果都不懂英語，只等著少數精通英語的人為我們翻譯出漢語再去吸收國外的先進的東西，一方面來不及，另一方面再好的英語人才，不懂專業也沒辦法準確暢順地翻譯專業資料。所以，要想有一番作為，要跟上世界科技發展的步伐，借鑒外來經驗和成果多快好省地建設我們的國家，勢必要學好英語。這里絲毫不存在什么文化侵略、矮化中華文化、有損我們民族尊嚴的問題。近代早期來山東的基督新教傳教士們不顧一切地學習漢語，為了能接近中國人，到鄉下去穿著和中國人一樣的服飾，既不是像我們想的那樣是為了進行文化侵略，也沒有感覺到這是被侵略，更沒有認為是矮化了他們的文化、有損他們的民族尊嚴，而是看作實現他們理想和人生價值的必需手段。

　　至于有人希望或要求世界其他民族來學習漢語，以便在世界范圍內弘揚中華文化，沒有別的辦法實現，唯一的選擇是設法使我們的國家迅速富強，走在世界前列，那時候，你不想讓別人學習漢語恐怕都做不到。事實上近些年來，世界上學習漢語的人已經越來越多，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國家巨大的發展潛力和迅猛的發展勢頭，決不是我們喊幾嗓子就起作用的。

　　總之，我想我們應該為了國家迅速走向富強，也是為了我們個人更好地發展，實現我們的理想和人生價值而努力學好英語。近代早期來山東的基督新教傳教士們能夠學好漢語，我們為什么不能學好英語？

　　或許有人說傳教士們學習語言的環境好，我們絕大多數人不具備那樣的語言學習環境。誠然，傳教士們是在中國學習漢語，似乎有著學習漢語的良好環境。但這僅僅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那時由于上述眾所周知的原因，最初傳教士很難接觸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找一個教漢語的老師十分困難，找到的漢語教師也往往“既不知道教什么也不曉得如何教”，條件并好不到哪里去，況且這些人都是在26-7以上的年紀才開始學習漢語，吃住都極端不便，生活環境和條件十分惡劣，不時遭受疾病折磨，像狄考文在破廟里就長期患感冒，妻子得了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就此而論，那時傳教士們甚至可以說還不如我們今天很多人的學習環境和條件。今天的外語學習，已經有錄音機、MP3、復讀機、電視、電腦、語言學校、家教等等，在這樣的條件下還學不好，沒有別的原因，那就是我們的意志、毅力和吃苦精神，遠不如那時的傳教士。

　　上面這些話可能刻薄了，但愿能引起我們青年學子的深思，激起奮發向上的斗志。如是，雖冒授人以柄、遭人詬罵風險，也于心無悔、于愿足矣。

　　(說明：前言中征引資料，除已經注明者外，均為本書所譯資料)

　　2006年8月28日于千佛山下山人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