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丘處機

　　丘處機(1148-1227),字通密,號長春真人,山東棲霞人。是金元之際最著名的宗教領袖和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對元代全真道教的發展與壯大,對元代某些政策的制訂與推行,對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他濟世安民的思想及為此做的不懈努力,更是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的問題。時值丘處機誕辰850周年來臨之際,特撰此文,以示紀念。

　　一、金代王喆(重陽)首創全真道教,一改傳統道教那種外丹修煉法,吸取老莊道家理論精髓,提出內丹修煉心性說的基本理論,倡導通過“內修真功,外修真行”,達到人們成仙的最高境界。他開始將儒、釋二家理論融合到全真教理論之中,力求“三教歸一”。但由于王喆去世早,他的基本理論尚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其弟子馬丹陽、丘處機等繼承其衣缽,將全真教理論加以豐富和完善。尤其是丘處機,對“三教合一”理論進行了全面發展,在當時社會中產生了較大影響。

　　在全真教基本理論方面,丘處機提出將內修心性與外修功行相結合。他的內修心性就是要通過艱苦而不間斷地修身養性去掉心中浮云雜念,以適應環境和社會,進而達到一種至高至善的境界。他認為:“凡私情雜念即浮云也,人能常使邪念不生,則心月如天月之明,與天地相始終而不復昧也。”要修身養性,就要不怕艱苦,持之以恒,即要“把舊習般般,從頭磨徹,愛欲千重,身心百煉,煉出寸心如鐵”。對于如何完成這種內丹修煉心性,丘處機認為應通過讀書思考、出家修道、云游四方、靜坐調息、勞動磨煉等途徑來完成。但內丹修煉僅是丘處機全真教理論的一個方面,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外修真功或真行,也就是介入社會生活,以仁愛無私之心,濟貧救苦,與物無私,先人后己,傳道度人。在外修功行方面,他主要吸取了儒家仁、義、禮、智、信等說教,作為全真教信徒行事的準則。在《寄西州道友書》一文中,他提出:“舍己從人,克己復禮,乃外日用;饒人忍辱,絕盡思慮,物物心體,乃內日用。”又云:“先人后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靜做修行,乃內日用。”這種內外日用的理論也就是儒道結合的理論,即道為內,儒為外,用道家的修性結合儒家的事功以達到追求的目標。在性與道的關系上,丘處機也融合了儒家的人性論,認為道教所言之“道”,與儒學的“天命”、“天道”并無區別。他尤其贊同孔子“性相近,習相遠”的說教,號召全真教徒要不斷修煉心境,消除邪念,達到平常心,以適應社會。在丘處機的著作里,還經常宣揚儒家的“仁愛”、“忠孝”理論,要求教徒要有仁愛之心,講孝道。在對金、元統治階級講道時,他也把這類命題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論述。

　　丘處機將儒道結合之密切,納儒入道之深刻,是有別于當時其他道教領袖及派別的一個鮮明特點。這種納儒入道的思想,迎合了人們的心理。從歷史上看,道家與儒家文化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家偏重于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而儒家則偏重于研究人與人的關系。丘處機在堅持道教修煉的同時,宣傳仁愛忠孝,提倡信徒走向社會、博取功名、濟世安民,無疑比單純宣揚研究人性與自然更能適應多數人的需求。

　　如果說丘處機在其理論中把外修功行更多地與儒學相結合的話,那么在內修心性方面則更多地吸取了佛教禪宗的觀點。他的“內丹修煉成仙說”,與禪宗“明心見性成佛說”多有相似之處。他提出的“凡有七竅皆可成真”,實源于佛教“眾生皆有佛性”之說。他也接受了佛教“六道輪回”的觀點,提倡教徒在困苦之時要堅持心性修煉,才能在心理上、精神上擺脫苦海,去享受“天上真樂”。他認為:“人間聲色衣食,人見以為樂,此非真樂,本為苦耳……殊不知天上至樂,乃真樂耳。”丘處機所追求的,不同于傳統道教那種延生術,而是一種“成仙”的超生術,“吾宗之不言長生者,非不長生,超之也”。這種超出生死、獲得精神解脫的認識與禪宗“見性成佛”如出一轍,均是一種主觀唯心論。所不同的是丘處機不贊成禪宗“頓悟說”,而是要經過長期“內修心性,外修命功”來達到目標,其包含的內容更為豐富。

　　丘處機還把佛教的“至善”思想融入了道教,提倡止惡揚善,把追求“善行、全善、至善”當做一個奮斗方向,看做是“道”的核心。他反復對信徒強調不僅心中要存善念,而且在行動上要有善行,“慕善惡惡之念既存于心,必自有心去欲惡者,行之有力則至于全善之地”。這種行善去惡的信念和忠孝仁義思想,成為丘處機采納儒、佛之長而形成的濟世安民思想的基礎。

　　丘處機將全真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發揚光大,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要求,也符合其時的國情。

　　其一,從理論上看,儒、釋、道三家在其哲學原理如心性、天命、天道的論述上有相似之處,長期以來就有互相吸收的先例。特別是隋唐以來三教共存與發展,各家之長短已充分顯示。要想擴大自己的影響,勢必要取彼之長以補己之短,從而兼容并存。所以自北宋起,三教在堅持自己理論的同時,漸有融合之趨勢,“三教合一”,成為三教代表人物和有識之士的共同愿望。如高僧贊寧提出:“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儒學家宋太初說:“禮之中庸,伯陽之自然,釋氏之無為,其歸一也。”道教大師張伯端認為:“教雖三分,道乃歸一。”王喆更有“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詩句。金元之際,“三教合一”,是大勢所趨,尤其對三教之中處于最弱小地位的道教自身發展是最為有利的。

　　其二,從階級性看,三教合一也是一種發展的必然趨勢。一種宗教理論或哲學思想,如能在社會上生存發展并占據支配地位,勢必要為廣大階層所接受。只有統治階級支持,而不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則缺少賴以存在的基礎,難以發展;僅有下層群眾擁護而得不到統治階級的支持,則難以持久。金元之際,由于北方持續戰亂和少數民族相繼建立政權,過去傳統的儒學思想體系被打亂了,二程和朱熹開創的理學剛在南方形成,直到元代后期才傳入中原地區,并逐漸成為官方的指導思想。因此金元之際的少數民族統治階級在入主中原后,迫切需要一種適應其統治的思想來穩定政權。糅合儒、釋、道三家所長的“三教合一”說可謂應運而生。以丘處機為代表的全真教,承認金、元統治者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是符合天命的、合法的,教導廣大人民群眾對統治階級應“忠孝”,對其剝削、壓迫應“忍讓”,讓人民群眾修煉心性,排除不滿于現狀的雜念,以更好地適應社會。這種說教是統治階級樂于采納的。對廣大勞苦大眾而言,沉重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給人民造成極大痛苦。全真教宣揚“有生皆苦”、“修煉成仙”、“尋求真樂”,在精神上能給飽受苦難的勞苦大眾以一種暫時忍受痛苦和擺脫痛苦的虛幻安慰,他們宣揚“仁愛、行善、濟世、尋求功名”又給人們帶來極大誘惑力和某種期盼。特別是丘處機反對戰亂,提倡統治階級濟世愛民,倡導人民群眾在勞動中修行,自耕自食,以勞動、節儉作為入道修行的方式,對于廣大貧苦農民無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正是因為金元之際以丘處機為代表的三教合一理論為廣大階級所接受,才會形成全真教在當時一枝獨秀之地位。

　　其三,從民族性看,金元之際是我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第三個高潮。特別是成吉思汗西征和四大汗國建立后,大批歐洲、西亞人涌入中國北方,契丹、黨項、女真各民族也在中原落戶,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開始在國內傳播。伴隨著民族融合而來的是各民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元政權建立后,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并納的政策,恰是反映了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趨勢。與儒學深邃的哲理和佛學玄奧的說教相比較,丘處機及全真教宣傳的學說在理論上比儒、佛二說淺顯易懂,內容豐富而不神秘,且易于實踐,能為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區人們所采納,因此適應了民族大融合時代的特點。這也是全真教聲譽日隆的客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