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圓明園”與煙臺張裕

　　煙臺的“張裕”現在已是國人家喻戶曉的名牌——中國近代民族釀酒企業的鼻祖，“世界葡萄葡萄酒城”的中國唯一、中國葡萄酒市場“三分天下”的“老大”。但如果說“張裕”的起源和當年的“火燒圓明園”有什么瓜葛，恐怕很多人會是“丈二和尚”呢。

　　那“張裕”的創始人是廣東大埔的張弼士，早年闖蕩南洋三十多年，鼎盛時期資本達8000萬荷蘭盾，號稱“南洋第一富翁”，他怎么會和遙遠的中國內地北方港口城市煙臺發生聯系并最終因為煙臺的“張裕”而名載史冊呢？

　　現在公認的觀點是：中國真正的“洋務運動”其實是在發生“火燒圓明園”事件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張弼士的“煙臺張裕”是公認的“洋務運動”的的產物。如果說從這一點來說“火燒圓明園”與“煙臺張裕”有關系還算勉強的話，那么下面的史實會告訴你：第二次鴉片戰爭確實是“煙臺張裕”發家的濫觴。

　　洋務運動在中國開始興盛起來，曾國藩、左宗堂、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等洋務派人物一時間鼓噪于大江南北。遠在南洋的張弼士卻也早動了“實業興邦的”念頭。但在那個“紅頂商人”走紅的年代，“南洋第一富翁”卻并沒有什么機會參與到中國內地的洋務活動中去。機緣湊巧，1890年清朝駐英公使龔照淵瑗考察歐美回國途中拜訪了張，張的一番“實業救國”的慷慨陳辭打動了龔，旋即張被清廷任命為大清國駐馬來檳城首任領事，后又升遷為駐新加坡總領事。

　　正是有了這樣的身份，張弼士才能萌生后來的“到煙臺去造葡萄酒”的想法：而這想法，卻真是因為英法聯軍在煙臺的一個小事而起——

　　1891年，張弼士接受友人邀請到法國領事館參加酒會。素有“葡萄酒王國”美稱的法國自然不乏美酒，張弼士不禁連聲贊美。法國領事卻告訴張弼士，“在你們中國的內地煙臺一帶，也可以釀造出葡萄美酒！”原來清咸豐年間也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八國聯軍海上進犯天津北京曾經路過煙臺，史載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期，英法聯軍為了換文中英、中法《天津條約》，曾經第三次武裝北上進京：“1860年6月8日，法軍占煙臺，8月英法聯軍陷天津，10月，聯軍火燒圓明園……”

　　占領煙臺期間，因為等待與英軍聯合北上，法國士兵們在煙臺呆得頗有些不耐煩。而這時候正是煙臺漫山遍野的野葡萄成熟的季節。嗜酒如命的法軍士兵當即采摘大量野葡萄，用隨身攜帶的小型制酒機榨汁、發酵，最終釀造出了別有風味的“煙臺野葡萄酒”。這種酒給當年在煙臺的法國士兵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真想當年留在煙臺創立一個葡萄酒公司，可惜后來戰事迅速平息了，我只好回到了法國。但是煙臺那個地方的土質、光照、降雨、氣溫等等，都和我們法國的可涅克、波爾多、香檳等像極了：在煙臺釀造葡萄美酒一定會成功的！”以一個軍官身份到過煙臺的法國領事意猶未盡地告訴張弼士。

　　正是法國領事的這番話，讓張弼士明白了自己今后到國內“實業救國”的目標：轉過年來，張弼士就和當時在煙臺任“登萊青膠兵備道尹”兼“大清東海關”監督的“洋務運動”的急先鋒盛宣懷有了聯系并當即在煙臺購得百畝荒山引進了來自奧匈帝國的葡萄苗，開始了“張裕”的興盛之路！

　　說實話，在那個風云詭辯的年代里，也真難為了張弼士：他既能用了30萬兩白銀把當年的“老佛爺”慈禧太后進奉得“龍顏大喜”，與光緒屢次見面面陳“實業救國”之良策，也能暗地里通過胡漢民資助孫中山30萬兩白銀直接促成當年的黃花崗之舉，甚至讓兒子直接參加了同盟會——這也是后來孫中山到煙臺時能光臨“張裕”親筆題詞“品重醴泉”并帶動袁世凱、黎元洪、孔祥熙、宋子文、張學良等“黨國要人”為“張裕”紛紛題詞的原因之一。再想想當年“張裕”開業的勝景就更能掂量出張弼士這個“紅頂商人”的份量：他能讓當朝重臣李鴻章親批“張裕”的“開辦準照”并宣布“凡奉天、直隸、東三省15年內不得仿造……”！他能只奉300兩白銀的“潤筆費”便讓戶部尚書、軍機大臣更同時兼做帝師的翁同和為“張裕”題寫門匾！他能把當時在煙臺做奧匈帝國駐煙領事的拔保聘到“張裕”做酒師！ “張裕”在煙臺的誕生確實有偶然因素，但作為中國近現代民族釀酒工業的鼻祖的誕生，它又確實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