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與瞿秋白、施蟄存在上海大學往事

　　(本文摘自《丁玲傳》，李向東、王增如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6月版)

　　　上海大學

　　初見瞿秋白是在南京。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南京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施存統帶他來看冰之和劍虹。施存統的愛人王一知，是她們的同學、好友。

　　秋白“瘦長個兒，戴一副散光眼鏡，說一口南方官話”，話不多，很機警，冰之和劍虹立刻斷定，“他是一個出色的共產黨員”。第二次來，秋白的話多了，講蘇聯故事如同“熟練的廚師剝筍”，當他知道她們喜歡耿濟之翻譯的俄國作品時更加高興，他和耿濟之是北京俄文專修館的同學，兩人的成績最優，商務印書館的《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就是他們合譯的�！八�又列舉些她們還沒有讀過的名作，用他的善于描摹的言語，于是故事便更有聲有色了。他又不忘了說一些名人軼事，有趣的，或是戀愛的。這都是人們所最愛聽的。所以漸漸她們都忘了一切……她們都覺得投機得了不得”。瞿秋白憑借豐厚的俄國文學素養，讓兩個深愛俄國小說的女孩子為之著迷，她們緊閉的話匣子也打開了。

　　秋白很有興趣地聽這兩個女孩子講“這一年來的東流西蕩的生活”和“不切實際的幻想”，建議她們去上海大學文學系聽課，說那是一個正規的學校，“可以學到一些文學基礎知識，可以接觸到一些文學上有修養的人，可以學到一點社會主義”，并保證她們到那里可以自由聽課，自由選擇。施存統也加入動員，她們同意了，秋天進入上海大學，但只能在中文系做旁聽生，冰之在一年級，劍虹在二年級。丁玲后來戲稱：“我在上海大學旁聽了差不多一年，還是走后門進去的�！�

　　上海大學地處閘北青云路，前身是私立東南師范學校，于右任1922年10月出任校長后改名上海大學，但他只是掛名校長，李大釗1923年4月介紹鄧中夏到校任校務長，管理全校行政事務，后又介紹瞿秋白到校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這個系完全掌握在中共手里。施蟄存說，施存統雖然只是教授，但因為發表了一篇《非孝》，社會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玲最初“崇拜的是施存統”，“到了1924年，瞿秋白在社會學系講課的聲望超過了施存統”。施蟄存：《丁玲的“傲氣”》，載《丁玲紀念集》，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8月版。冰之在周南就讀過《非孝》，而瞿秋白，她們僅僅“覺得還是可以與之聊天的”。

　　茅盾說，上海大學“是黨辦的第二個學�！�，校舍比較簡陋，“它沒有校門，不掛招牌，自然沒有什么大禮堂了。把并排的兩個房間的墻壁拆掉，兩間成為一間，算是最大的講堂”，師生關系民主，學習風氣活潑，“培養了許多優秀的革命人才，在中國的革命中有過卓越的貢獻”。

　　冰之發現，這里的確比較正規，教員不大缺課，同學們也一本正經地上課。她迷戀上沈雁冰講授的希臘神話，從《奧德賽》、《伊利阿特》這些遠古的、異族的離奇美麗故事中產生許多幻想，并去翻閱歐洲的歷史地理，劍虹喜歡聽俞平伯講的宋詞。但“最好的教員卻是瞿秋白。他幾乎每天下課后都來我們這里”，他不講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理論，聊天的話題是文藝復興、唐宋元明和普希金的詩，他既懂藝術又懂人生，很快就超過施存統，征服了兩個女孩子的心。

　　冰之和劍虹看不慣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學生，比較接近的同學有楊之華、張琴秋、彭述之的妻子陳碧蘭等，男同學中戴望舒、施蟄存、孔令境對她們很好，但來往不多，丁玲后來回憶說：“我們則有些傲氣�！北憩F之一，是演戲時女同學都爭搶主要角色，她們卻去演兩個誰也不愿演的丫鬟，“我還有幾句臺詞，劍虹只是在臺上站一會，走幾步”。人之高低貴賤不在舞臺上的角色，不屑與俗人爭搶才顯出清高孤傲。

　　還有一個更鮮明的“脫俗”例子，冰之和劍虹“買三元五角一張的包廂票”，“坐在最好的座位上”，“坐在那左右前后都是花團錦簇、珠光寶氣、油頭粉面的時髦太太、姨太太們中間”，“穿著陰丹士林布的罩衫”，“滿不在乎地”欣賞正處盛年的梅蘭芳演出的《洛神》、《游園驚夢》和《霸王別姬》。

　　施蟄存在50多年后不僅寫了《丁玲的“傲氣”》，而且兩次作詩懷念上海大學的情景。1979年6月聽到丁玲復出消息，他寫了《懷丁玲詩四首》，其中一首為：“滔滔不竭瞿秋白，訥訥難言田壽昌。六月青云同侍講，當時背影未曾忘�！鄙险n時后排的男生坐好，女生才低著頭魚貫而入坐在前排，男同學只能望其項背。田壽昌即田漢，丁玲在《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里也說過：“田漢是講西洋詩的，講惠特曼、渥茲華斯，他可能是一個戲劇家，但講課卻不太內行�！�1989年施蟄存又在《浮生雜詠》組詩第36節寫道：“冰之落落難諧俗，骨重神寒志不降。晚歲自知多傲氣，故人猶幸許同窗�！痹姾蟾轿姆Q：“丁玲晚年為文自敘，謂平生有傲氣。此言不虛。在上海大學時，亦可見其落落寡合，不假言笑�！倍×�1982年將新作寄贈施蟄存，扉頁上寫著“施蟄存同學指正”。

　　冬天來了，秋白和劍虹悄悄墮入情網，但誰都不肯先開口。冰之注意到劍虹的變化，卻不知她內心的秘密，而她們之間本來沒有秘密，冰之為此不快。一天，她發現了劍虹藏在墊被底下的情詩，懂得了劍虹的心思和苦惱，便跑去拿給秋白。秋白異常欣喜激動。

　　1924年1月初，秋白和劍虹結婚了。寒假里學校搬到慕爾鳴路，他們也換到學校附近的一幢房子，秋白一家、他的弟弟云白、施存統家以及冰之都住在一起。冰之每月按學校的標準，交給當家的瞿云白10元膳宿費。秋白和劍虹寫了一本又一本情詩，愛情帶給秋白動力與激情，“他西裝筆挺，一身整潔，精神抖擻”，白天在外忙了一整天，夜間還能翻譯一萬字文稿，稿紙上“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氣氣的字，幾乎連一個字都沒有改動”。秋白和劍虹深怕冷落了冰之，常到她的小屋來坐坐，并把云白送他們的一只取暖煤油爐拿給她用。冰之雖然也隨著他們吹吹簫，唱幾句昆曲，“心田卻不能不離開他們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她對他們的生活狀態有點意見，“他和王劍虹都鉆到舊詩里去，一天到晚圈圈點點，寫舊詩酬答，我認為這樣不好”。她成就了劍虹的婚姻，卻一點點失去了劍虹，她們無形地疏遠著，有一點兒貌合神離，劍虹只屬于秋白了。在《韋護》中，韋護(瞿秋白)歉疚地對珊珊(冰之)說過一句：“我怕你不高興我搶走了你的朋友�！�

　　1980年初，丁玲寫出一生中最精彩的懷人之作《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并加了一個副標題“回憶與隨想”，對50多年前的情景歷歷在目。76歲的老太太，以19歲少女的情愫與敏感，細細回味著當年三人之間那種難以言清的微妙關系，1924年上海的慕爾鳴路永遠銘刻在她心上，一輩子都忘不了。此后丁玲再無那樣精彩的文字了。

　　丁玲描寫在寒冷的夜晚，三個人在她的小屋中圍坐在煤油爐旁，“爐蓋上有一圈小孔，火光從這些小孔里射出來，像一朵花的光圈，閃映在天花板上。他們來的時候，我們總是把電燈關了，只留下這些閃爍的微明的晃動的花的光圈，屋子里氣氛也美極了”。就在這美的氣氛里，聽秋白侃侃而談。冰之對他談話的內容與見解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充滿興趣，秋白引領著她們往前走。冰之曾經問他，自己將來究竟做什么好，現在又如何做起，這是她最困惑的問題。秋白希望她和劍虹都走文學的路，并鼓勵她“按你喜歡的去學，去干，飛得越高越好，越遠越好”。秋白后來又曾說過：“冰之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睒O為精辟準確地預見了她的一生。

　　丁玲后來又說過：“我問過瞿秋白同志，我參加黨，你的意見怎么樣呢？如果瞿秋白是一個普通黨員，他一定會說，那很好嘛。但瞿秋白不是那樣，他有他的看法，有他對我的理解，有他對社會的理解，所以他當時說：‘你嘛，飛得越高越好，飛得越遠越好�！�這話正中我的下懷，所以我就沒有飛進黨，我飛開了�！薄拔矣X得共產黨是好的。但有一件東西，我不想要，就是黨組織的鐵的紀律。那時候我常想，我好比孫悟空，干嘛要找一個緊箍咒呀�！币来苏f，那時丁玲曾有過入黨想法，這很可能因為她崇拜的施存統、瞿秋白以及向警予都是共產黨員，由此對中共產生好感。

　　夏天，從法國回來的向警予找她談了一次話，那時向警予已經是中共婦女運動委員會的主任，很忙。九姨很委婉，實際是批評她，“但在整個談話中，卻一句也沒有觸及我的缺點或為某些人所看不慣的地方。她只是說：‘你母親是一個非凡的人，是一個有理想、有毅力的婦女。她非常困苦，她為環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冰之自然懂得九姨的意思，她最怕的就是一事無成愧對母親，而今她的成功又在哪里？冰之靜下心來，回想這兩三年的闖蕩，究竟得到了什么？劍虹得到了秋白，有了歸宿，自己真的是兩手空空。她對上海大學的教學也不滿意，后來在《韋護》中借毓芳之口評價幾個老師說：“他們一股腦兒看了幾本書？文學，你們去打聽一下吧，什么人都在那里做起教授來了，問他們自己可配？除了翻譯一點小說，寫幾句長短新詩，發點名士潦倒牢騷，可有一點思想在那里？”又借珊珊之心抒發自己的感覺：“這位教授講一點翻譯的小說下課了，那位教授來講一點流行的白話詩，第三位教授又來命他們去翻一點不易懂的易經和尚書。到底這有什么用？她本來對文學很感到趣味，誰知經先生這么一教，倒反懷疑了�！北�之忽然有了一種警醒，悄悄計劃著新的生活，北京的老同學來信說那里思想好，補習學校的校長是湖南新民學會的人，她決定離開“完全只是秋白的愛人”的王劍虹，去北京讀書。

　　暑假回湘前，她把這個打算講給秋白和劍虹，并說暑假過后就直接去北京，實際是向他們辭行。秋白和劍虹感覺突然，卻找不出反對的理由，雖然表示同意，卻都沉默了。親密的友誼，愉快的交往，就這樣一下子結束了嗎？他們難以接受！冰之走的那晚，他們沒有去送，“連房門也不出，死一樣的空氣留在我的身后”，他們以這種方式表示著不滿。只有云白送她上船，提了一簍水果。此時已是深夜，丁玲描述當時的情景和心情：“水一樣的涼風在靜靜的馬路上漂漾，我的心也隨風流蕩：上海的生涯就這樣默默地結束了……”

　　冰之住在母親學校里，依然免不了思念劍虹，不久收到劍虹的信，說她病了。秋白附了一段話：你走了，我們都非常難受。我竟哭了，這是我多年沒有過的事。我好像預感到什么不幸。我們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秋白的不祥之兆讓冰之詫異。又過了半月，她收到劍虹堂妹的電報：“虹姊病危盼速來滬”。

　　母親愛憐劍虹，趕緊籌措路費，冰之匆匆趕回上海，劍虹的棺木已經停放在四川會館里，秋白卻不在，去廣州開會了。他不僅是丈夫，還是中共高級領導人，不僅有家庭責任，還負有社會責任、對于革命和組織的責任。冰之不理解這些，只對秋白充滿怨恨：劍虹的肺病是從你那里傳染來的，喪事未畢你卻跑掉了。她沒有按秋白留下的地址給他寫信，忿忿地想：我們的關系將因為劍虹的死而從此割斷！她懷著悲痛，乘船去往北京。

　　以后，秋白借來北京開會之機曾找過冰之，他想同她談劍虹，談對于劍虹的思念、愧疚與懺悔。思想深刻情感豐富的秋白有滿肚子話要傾訴，而冰之是最合適的對象，她不僅僅是一個“他的天真的、據他說是擁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而且是他與劍虹全部愛情過程的唯一見證人。但是陰差陽錯，秋白來時她不在，她去回訪他又不在，云白卻高興地拿出一張楊之華的照片給她看，冰之自然無法接受，因為劍虹去世還不到半年。那年11月瞿秋白與楊之華在上海慕爾鳴路結婚，此后冰之與他就基本斷了個人的交往。

　　其實秋白和劍虹并非那么美滿和諧。1931年5月丁玲在上海光華大學講演，談到《韋護》的創作時說，主人公的原型“曾向我說過他們的事情”，他說，“那女人十分的愛他。他寫詩，特意寫得那樣纏綿”，然而“他心中充滿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愛她。他每日與朋友熱烈地談論一切問題，回家時，很希望他的愛人能關心他的工作、言論，知道一點，注意一點，但她對此毫無興趣”。這應該是瞿、王裂隙的根由，這時丁玲就比較理解秋白了。

　　后來瞿秋白給她寫過十來封信，全都工整地寫在五色布紋紙上，信中總要提到劍虹，說對不起她。丁玲在她的憶文中稱之為“謎似的一束信”，1933年她被捕后存放在謝澹如家里，后來遺失了，對于瞿秋白研究是十分可惜的事情。她說秋白在信中把她“當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諒他的那樣一個對象而絮絮不已”，這些信很可能表白了貫穿秋白一生的革命與文學、革命與愛情、革命與個人興趣的矛盾，表現出他思想與性格的兩重性，這大概就是她當時“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的地方。后來她在延安讀到《多余的話》，一下子就“完全相信這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那些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我一下就聯想到他過去寫給我的那一束謎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傾吐過他這種矛盾的心情……”